20世纪亚洲各国政治上的独立及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登场”，都使亚洲的世界史观和世界的亚洲史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克服西方史学界的“亚洲停滞论”，追踪亚洲近代史的发展阶段，成了本世纪具有世界性的课题。但无论是近代主义者以欧洲近代的价值观为基准，对“契约观念”、“个人主义”、“近代的自我”在亚洲的确立所作的认同，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就“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的亚洲特殊性”展开的讨论，又多少带有试图“在亚洲中发现欧洲”的色彩，似乎只有欧洲的近代才具有世界近代历史价值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亚洲的近代只不过是欧洲近代的余波和延续。这种欧洲一元论的思想方法，在史学界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模式，如“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等等，在五六十年代盛行学界。这样就堵塞了从各民族文化内部来探索各国近代化历史独特性的途径。
直到70年代，一部分历史学家开始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道路与方向发生怀疑，在对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亚洲近代史研究中向往常的“殖民地史”框架提出挑战，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干脆把史学界的这一转向或趋势称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而同样经受过东西文化冲突激荡和传统文化痛苦蜕变的日本史学家，则广泛认同中国历史文化在16世纪已开始孕育“内发自生”的近代化萌动，有固有的、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的近代历史文化价值。70年代以来，日本学术界的这一“常识”，赢得了许多人的共鸣。
沟口雄三是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的主任教授，是当今日本研究中国思想史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1980年，东京大学出版会把他在70年代研究中国明清思想的成果结集出版。正如他在该书的绪言中指出的那样：“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书名之所以称“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就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思想史上占有作为进入近代的胚芽期或胞胎期的位置”，实际上是“中国进入近代的准备阶段”。1992年和1994年，该书中译本分别在中国的内地和台湾出版，199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该书与作者的另一本著作《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时期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的合译本《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较全面地反映了沟口先生对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前近代渊源的深入发掘。
众所周知，对“欲望”和“私”的肯定是明清思想异乎往代的突出现象之一，无论是思想的表达还是行为的实践，都日趋表面化。但对其展开的理论形态及其在思想流变中的薪火相传，我国史学界似乎缺少贯通性把握，使其消失在所谓“清代的黑暗时期”。沟口先生则认为，明清思想“推故而别致其新”的转换方式，即“理在欲中”、“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使传统的“理”与“私”发生了质的变革，宋学以来公私关系的二律背反开始崩溃，传统的“一君德治”向“乡村地方的分权公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与李贽致力于对“人性”的探究，东林派人士及顾、黄、王等人则在变革社会现状方面倾注了更多的精力。明王朝在最后的几十年里没有因应这一趋势而走向崩溃，在清代则带来了以社会欲望为基体的理念的成立（如戴震的学说），以及思想、历史、经学、文学各领域的人才辈出，地主、商人等富民文化最为繁盛的多样的时代。当然，公私、理欲的蜕变与转换，表面上一波三折，充满了思想的龃龉，如东林派人士对李贽的弹劾，顾、黄、王等启蒙思想家对李贽的误解，但他们的对立不是体制与反体制这样的政治性或阶级性的对立，而是革新派内部的路线上的分歧。特别是对于希望相对强化乡村主导权以安顿地方阶级日益社会化的“私”、“欲”——这是明末革新的主流——的东林派人士来说，李贽超越经世性的观点确实令他们难以接受。但思想的龃龉却与潜在的继承共存，明清思想的内在发展，却有着一贯的历史真髓。无视明清思想的继承转换，就难以理解站在儒学发展末端的康有为、谭嗣同、孙文等人与封建专制礼教的对立，割断了清末“大同思想”、“天下为公”等中国近代理想的历史文化渊源。
另外，作者对明清时期的政治观、君主观、人性观等众多领域的周密考察，着眼于中国民族文化内发自生的近代化萌芽及其独特的展开路向，发掘其固有的文化价值，振叶以寻根，沿波以讨源，因而才能发前人所未发，给人多方面的启示。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
〖日〗沟口雄三著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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